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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特邀撰稿人 刘楠楠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9-03-11 星期一

????1941年,曾发生一场风波,数所大学应届毕业生对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的大学毕业总考进行抵制,他们为何要反对这场考试?最终达到目的了吗?

教育部决定施行“总考”制

????抗战爆发前,中国高等学校实行的毕业考试制度,规定考试科目为最后一学年的四门课程,其中两门的学时必须涵盖全学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认为“此种办法,施行既久,难免养成学生因循苟且、避重就轻之习惯,其影响于教学本质者,殊非浅鲜,故积弊所至,恒为社会人士所批评”。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把提高学生素质放在首要位置。1939年,在重庆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重申“战时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并将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所议决的《以后各大学办理毕业时,应举行学生历年课程之总考试》议案,重新提付讨论通过。对于总考制,国民政府教育部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之江文理学院等校,实行该项制度已有数年,取得了一些成绩。又如大学医学院及医学专科学校,分为前期试验与后期试验两种。前期试验通考前三年所修科目,后期试验通考后两年所修科目;前期及后期两次试验合格者,才准毕业。此种考试方法实行数年,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有鉴于此,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40年制定并明令当年5月即严格执行《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成绩考核办法要点》,规定从1941年起,在专科及专科以上学校实行毕业总考制,凡毕业总考成绩不及格者,不得毕业。具体办法是在原毕业考试科目的基础上,加考二三年级所学的课程,如有科目成绩不及格,可申请补考一次,补考未过,学生必须重修此课。毕业教育委员会及学生毕业论文,务须依照大学规程及修正专科学校规程之规定严格实施。国民政府教育部认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较之过去虽略见提高,但专科以上学校教学质量上的发展,尚不能尽与数量上的发展相符合,为提高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素质,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在使学生不致因此增加负担,而达改善教学素质之目的的条件下”,特制定此制度。

教育部坚持举办“总考”

????确实,抗战爆发后,因战事变化,许多高校在内迁过程中不得不一迁再迁,其间颠沛流离,以浙江大学为例,就先是迁往浙江天目山,再迁江西吉安,又迁至广西宜山,最后到贵州遵义,西南联大更是如此,故学生们所呈理由,也不无道理。但国民政府教育部认为“大学毕业总考制之实施,不在加重本年学生之负担,而在于改良考试之内容,俾此项受满全期高等教育之青年,是否为真正之专才与通才,有所甄别,使其于将来毕业后服务社会,得有较大之供(贡)献”,而且“考试为学生应尽之责任,何得规避”,故对各校学生希望暂缓或停止总考的呈文,国民政府教育部明确表示,“绝对不准,如有规避,以未完成毕业考试论”。对于各校学生们所述理由,国民政府教育部认为,近几年因物质生活较差,学生们体力似有渐趋脆弱的倾向,目前各校情形相同,但这不能作为不参加总考的理由。至于所谓空袭或灯光间断,减少考试准备时间这点,各校情形亦大致相同,“似未可据为特殊理由”。值此抗战时期,青年学生“所可供(贡)献”于国家者,唯有刻苦学习,如或因复习时间稍受阻碍,即认为有减少考试科目的必要,则平时空袭对授课时间的损失,亦可要求减少课程,其无充分理由。何况学校考试,旨在考核学生平日“所受理课业之体会程度”,并非鼓励临时准备争一日之所长。而且总考科目仅有三种,其中两种为二、三年级中所主修,如果学生平时勤奋学习,而且能时常温故知新,对于准备总考,当不需多少时间。至于各校呈文中所述因各校以往课程之编制不一,对于总考所选定应考科目发生困难一节,是不明了总考制的方法。总考制不同于大学会考,亦与中学毕业会考不同。国民政府教育部再次解释总考制的办法,强调总考制的考试科目,由各校就各系课程中的必修课目分别拟定,国民政府教育部“不予以划一之限制”。

1941年5月23日,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学生为暂缓总考事致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呈。

????总之,国民政府教育部认为:毕业总考,无论是从学生就业还是社会需要方面来看,都是极“合理”的措施。此事关系提高学生学习程度及增进教学效率,学生所请免于总考,似未便予以照准。对于学生的抗争,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41年6月分别致电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广西大学、云南大学、复旦大学、重庆大学,“该校如有未完成毕业考试之学生,一律不得发给任何修业证书,或成绩单,并不予介绍职业”。

数所高校要求暂缓或停止“总考”

????毕业总考制与前一时期相比,毕业考试难度加大、内容增多,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遭到部分学生的抵制。浙江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数所高校应届毕业生于1941年呈文国民政府教育部,强烈要求“暂缓”或停止大学毕业总考。以浙江大学毕业生为例,他们认为教育和学习的目的在于“发展学者心力之活动,陶冶情操,涵养德性,并启迪以对于真理之爱好与认识训练,以独立研究之精神与方法”,而考试,“在教育上虽有督责怠惰者振发之功”,但治标不治本,以考试作为鞭策,只能让学生焦头烂额,“何异刻舟而求剑”,既劳神费时,又损害健康。他们“呈请免本届毕业总考”的理由为:1.因学校迁徙关系,“应届毕业同学或以实习亟待补修,或以论文亟待进行”,故无充分准备总考时间;2.学校迁徙期间,曾遭敌机轰炸,宿舍大部损毁,“书籍笔记亦未幸免”,而毕业总考包括二、三年级所授课程,一时之间难以补齐所需书籍笔记,故复习起来颇感困难;3.学生大都来自战区,大部分都依靠贷金为生,平时课业已非常繁重,体力、智力有所不济,现在“陡增总考负担”,必将影响身体健康。中央大学学生亦呈文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暂缓举行总考”,特别是当前敌机空袭频繁,学生们在躲避警报之余,还要继续上课,心力交瘁,且空袭一多,“电力不敷”,照明时间不够,“白日疲命于空袭,晚上又无法自修,绝无充分时间,可以准备总考”,且物价高涨,营养缺乏,体力减退,此时举行总考,对学生们健康无益。另外,由于各校课程标准不一样,各校学生在准备总考课程上,必感难于着手。关于此点,四川大学学生也表示“大学四年来,各科教授几于一年一变,设使加考数科,则教授必至不知如何命题,始适合学生程度,而生等则不知从何准备,方合正鹄”。其他各高校所呈理由,也都大体相同。

1941年6月26日,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为总考顺利举行致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快邮代电。

各校如期举行“总考”

????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坚持和各高校的劝导下,大部分学校毕业生最终同意参加毕业总考。1941年6月,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称:“本校毕业考试,经剀切训诫,复已于歌日全部试毕。”广西大学校长雷沛鸿亦称,经劝导,“各生均已明了总考之教育意义,现正在准备功课甚勤”,后考试顺利举行。四川大学、东北大学、河南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也于当年6月、7月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表示该校已“遵令举行”毕业总考。中央大学亦于6月如期举行了总考,校长罗家伦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称“各生已全体参加考试,秩序甚佳”。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已实行总考制的学校予以表扬,“至堪嘉慰”,并表示“各生就业事,正由部就需要情形选送,该校可再函介各方引用”。对于态度比较强硬的西南联大,陈立夫多次与校长蒋梦麟沟通,“请开导学生遵令考试为荷”,蒋梦麟也表示“正遵令在疏解劝导中,希望诸生能体谅政府提高学业成绩之盛意”。经多次劝导,学生们最终进入考场,如期参加了总考。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3月8日 总第3344期 第二版

 
 
责任编辑:段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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